我的书桌

背后就是姑姑送给我的那张书桌。

书房里的家什，就其重要程度而言，除了书柜，就要数书桌了。

我初涉写作时并没有书桌，家里有个半米见方的小茶几，两层，桌面下边还有一个隔层，正好搁下写好的稿件和空白的稿纸。我就把它“征用”了。我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写的那部长篇习作《放假以后》，就是在这个小桌子上写出来的。

我的写作基本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，平时就只能晚上夜战了。有时写得兴致正浓，简直废寝忘食，奶奶就把做好的饭菜给我端到小桌子上。因此，这个小桌子又成了我的独享饭桌。小桌子还有两个小抽屉，我可以把与写作相关的钢笔圆珠笔、红蓝两色铅笔，橡皮大头针曲别针，还有自己制作的小卡片、参考书、新华字典之类，都放在里边。当时觉得这个小桌子特别好用，足以满足一个初学写作的孩子的全部需要。

小说写完之后，我只给远在武汉的四姨看过，因为她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，在我心目中是大知识分子。她看完之后给了我很多鼓励，也提了几点意见。我就在此基础上，又用了一个暑假，改了第二稿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中，妈妈去开家长会时说漏了嘴，把我的“秘密”透露给老师了。这一下可麻烦了，先是区教育局来人调查，把我家里里外外看了个遍，我猜想那一定是在判断这个事情的虚实真伪。那个小桌子成为调查的重点，因为小桌下面的隔层还放着我的未完稿。记得区教育局的朱振东老师把那些稿子摞成一沓，说是要带走看看。我一听就急了，说那还没写完，还要修改，不能拿走。可学校的老师和家长根本不听我的，用两个大纸袋子把我的心血都装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呆坐在小桌子跟前，许久许久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一个13岁的小学生写了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，即便是不成样子，那也足够唬人了。很快，我就出名了，天津日报来了十几个记者，把我家的小屋挤得满满的，带队的是一个和蔼的胖老头——几年之后我才知道，这就是后来天津日报的总编辑石坚同志。那几位记者还分了工，一个小组专门跟我聊天，另一个小组整天跟家长们聊天，还有一个小组去了学校，跟我的同学和老师们分别开了座谈会……

后来，我也当了记者，才知道这完全是遇到重大选题时才会排出的“阵势”；而且那些前去采访我的记者们，后来都成了我的同事，哇，一水儿的名记者——重点盯着我的李蕴藻老师，时任政教组副组长，是报道教育新闻的“头牌”；重点采访家人的是陈礼章老师，时任政教组副组长，后来成为我的顶头上司农村部副主任，再后来成